雪意和五点钟

王伟忠：老爷子是怎样的一个人？你小时候是在辽宁街的眷村长大的？
张大春：对，眷村，我爸爸很有意思，你请他上节目就有趣了，不过你打电话要小心，有一回一个奶粉厂商做市场调查，问我们家喝什么牌子奶粉，我家老爷嘿嘿一笑说，咱们一家三口都断奶了。

王：你父亲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？
张：读书。
王：他有没有从小就逼你读书？
张：没有，因为他搞了一个很穷的家，家里穷，你没别的娱乐，只有看书。

王：《悲情城市》那电影里，你演一个唐山来的记者，大伙儿闽南语讲得正热络，突然插进了一个声音：我认为这是一个失业问题（张腔国语）。
张：你还记得这个？影评人讲的特别好，张大春把一个青涩生疏的外地记者表现得入木三分，这简直说我不会演戏嘛！

选自《王伟忠vs台北朋友》张大春一节

另很久没有看北方周末了，看到这期弄了经济文化政治的十大之类，张艺谋那章说他拍红高粱的时候把自己的鞋子埋在当地的土堆里，并说这部电影如果出不来，就不走电影这条路，这双鞋后来被办影视城的张贤亮给挖了出来。

第一类书
“这类书，据我看，顶好在判了无期徒刑后去念，反正活着也没多大味儿。这类书可真不少，不知道为什么；也许是犯无期徒刑罪的太多；要不便是太少——我自己就常想杀些写这类书的人。我可是还没杀过一个，一来是因为——我才明白过来——写这样书的人敢情有好些已经死了……”

第二类书：相对论原理之类。“可是我对这类书，老有点敬意。……第二类书根本就看不懂，可是人家的纸上没印着一句废话；懂不懂的，人家不闹玄虚，它瞪我，或者我是该瞪。

这要说到第三类书了。其实这不该算一类；就这么算吧，顺嘴。这类书是这样的：名气挺大，念过的人总不肯说“它”坏，没念过的人老怪害羞的说将要念。譬如说《元曲》，太炎“先生”的文章，罗马的悲剧，辛克莱的小说，《大公报》——不知是哪儿出版的一本书——都算在这类里，这些书我也都拿起来过，随手便又放下了。这里还就属那本《大公报》有点劲。我不害羞，永远不说将要念。”

这里太炎先生的先生打了个引号。黄裳曾写一篇关于沈从文的文章，为着这个称呼费了几段墨，理应喊“先生”，可是喊了“沈先生”总又觉得怪怪的。先生总是……先生喜欢……是有些矫情吧？比如《黄永玉八十》，我就被里面无数的先生弄昏了。继而自己又发问，不喊“先生”，难道直接“沈从文如何如何”？听起来太遥远了。况且岁数隔了些，倘若人不在了还好说，人要是在，又见了面，多尴尬的。

下面一段“怎样读书”写得非常豪放。
“怎样读书，在这里，是个自决的问题；我说我的，没勉强谁跟我学。第一我读书没系统。借着什么，买着什么，遇着什么，就读什么。不懂的放下，使我糊涂的放下，没趣味的放下，不客气。我不能叫书管着我。

第二，读得很快，而不记住。书要都叫我记住，还要书干吗？书应该记住自己。对我，最讨厌的发问是：“那个典故是哪儿的呢？”“那句书是怎么来着？”我用不回答这样的考问，即使我记得。我又不是印刷机器养的，管你这一套！
读得快，因为我有时候跳过几页去。不和我的意、我就练习跳远”……

毛姆读书一次可以看好几本书，按情绪和兴致来选择，好像喝饮料。

 

“我每次从街上走回来，就感觉得我们除了优生学外，还缺乏妇女服装杂志。不要以为妇女服装是琐细小事，法朗士说得好：‘如果我死后还能在无数出版书籍当中有所选择，你想我将选什么呢？……在这未来的群籍之中我不想选小说，亦不选历史，历史若有兴味亦无非小说。我的朋友，我仅要选一本时装杂志，看我死后一世纪中妇女如何装束。妇女装束之能告诉我未来的人文，胜过于一切哲学家，小说家，预言家，及学者。’ ”

《雅舍小品》，一九八七年用称谓“妇女”，改成女性当然要好听许多。不过郑重其事说“妇女服装”也尽显其因年代久远透出的趣味。

继续昨天那本书，果然还是从丰子恺《缘缘堂随笔集》抽选出来的比较好看。他写吃酒，说日本的一种筷子，“从纸袋中拔出筷来，但见一半已割裂，一半还连接，让客人自己去裂开来。这木头是消毒过的，而且没有人用过，所以用时心地非常快适。用后就丢弃，廉价并不可惜。我赞美这种筷，认为是世界上最进步的用品。”我在想是什么筷子如此之好，后来觉得就是现在被认为万恶的一次性木筷子。时间啊时间。

 说到一个喜欢吃虾的酒徒，他钓虾不用蚯蚓，用饭粒。“这东西爱吃饭粒和蚯蚓。但蚯蚓龌龊，它吃了，你就吃它，等于你吃蚯蚓。所以我总用饭粒。你看，它现在死了，还抱着饭粒呢。”

（二）

今天还看到关于《爱丽丝漫游奇境记》的被禁。

时间：1932年
地点：湖南省
人物：当时盘踞湖南的督军（张敬尧？何键？）
理由：“动物不会人言，何能与人通话？”

在看一本小小的黄色的书，《闲情乐事》，我特别喜欢这样的小书，既可以放到桌子上来看也可以放在桌肚子里看，很方便转换阅读的姿势。

说是闲情乐事，可是由于全是文人文章，看起来也不见得快，说到什么小典故也要想一想，所以现在还没有看完。目前最好看的是丰子恺讲吃瓜子和朱自清讲聊天儿的，他写作“撩”。后者让我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“聊天”这个词也说明中国人搭话也是可以从天气开始的。为什么写吃瓜子的写的不错呢，因为详细，甚至这么详细：有时候含在嘴里口水把它打湿了拿出来就不好咬壳了。至于那篇《撩天儿》也详细，说聊天的话题有时候能让一个“鬼”占住很久，“鬼呢，我们相信的明明很少。有时候却也可以独占一个晚上。”这让我想到前不久看的那集珍贵的陈冠希上康熙的录像，花了很久聊鬼怪。要是职业兴趣大不相同的人在一起聊天呢？那就难点儿，要抓住一些新题目，适合特殊客人的聊天兴趣，还不要冷落没说话的人。“要不然，也可以发挥自己的熟题目，但是说成和天气差不多的雅俗共赏的样子。”这句“说成和天气差不多的雅俗共赏的样子”绝对是当代写闲文的常用句型。

“我特别用北京方言译了这一段，觉得这样才有味儿。”

黄永裕十七岁的时候跑到一座庙旁边住着，庙里有上千的和尚。他发现这个庙里开着非常茂盛的玉兰花，便想去摘。一天爬上了树正在摘花，此庙最老的老和尚走过来，想跟他说话。“你为什么要摘花？”
“老子想摘就摘。你管不着。”
“花开的好好地，你干嘛要摘呢。”
交谈几句，老和尚要带他进禅房玩。老和尚的禅房很无趣，只有笔墨之类，一张破床和一只芒仗。
桌上摊开的信件写着，给丰子恺和夏丏尊。
“你认得丰子恺和夏丏尊？”十七岁小子问。
“你知道丰子恺和夏丏尊？前一个是我学生。”老和尚说。
“当然知道。老子的妈妈小时候教了一首歌，‘长亭外，古道边’，这么说是你写的？”
“曲子是国外的，词是我写的。”李叔同说。